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
当一个人与他人竞争失败时, 他对这件事就会特别敏感。比如, 面试时录用了其他的应聘者, 或者自己在激烈的竞争考试中被淘汰了, 这时失败者就会对这种失败特别在意, 觉得自己因此而" 蒙受了羞辱" 。虽然这种羞耻有时会演变成催人前进的动力, 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非常沮丧。因而, 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的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 这是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而不能拿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做比较。
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 一年入学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全部课程, 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 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在小学升中学时, 会对每个小孩进行一场入学考试, 这时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每个老师在得知自己的学生没通过考试之初都日本生活的另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在社会机制中安排了很多的中介人, 这样即使有冲突关系的两者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这种中间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由于自身力量的有限而可能在做某事上失败时, 为了避免失败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感, 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介人, 这个中介人起着为当事者双方沟通的桥梁作用。甚至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 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的沟通, 借助中介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
不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 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 引起所谓的" 名誉的情义" 问题, 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来缓和矛盾, 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例如, 在农村, 男青年都是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向自己心爱的姑娘示爱。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 这种装扮并不是因为怕姑娘们认出他, 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 是为了在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 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人们强调在受到侮辱时受辱者有义务要洗刷污名, 但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 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人们适当地做一些安排, 使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再感到那种受辱感。与此同时, 日本人是崇尚礼仪的模范, 而正是由于这些礼仪的存在, 使他们在洗刷污名时会有所顾忌。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自己获取成功的动力, 但日本人总是会用一切方法来限制这种侮辱他人事件的出现。
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 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侮辱的鞭策作用, 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 并在十年间成功地推行了它对英美战争的政策。
看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 尤其是南方农村, 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 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 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 不仅乐此不疲, 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 山已不是那座山, 河也不是那条河, 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 但毕竟族谱修了( 而且印制成册, 出版发行) , 祠堂盖了, 祖宗牌位供起来了, 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 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 言里言外, 多少有点" 沉渣泛起" 的意思, 总是习惯用" 把持" 、" 干扰" 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 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 。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 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 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 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 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 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 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 这的确是常识, 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 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 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鞭笞" 、" 沉潭" 、" 封建压迫" 之类的丑恶。应该说, 复兴之后的宗族, 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 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 只要不带偏见, 都能看到的。可是, 常识虽是常识, 让学者回归常识, 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年原来的恶评, 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 成见" 。以来, 在土地改革中, 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 也要被划为" 公堂地主" , 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 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 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 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 或者说, 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 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 恢复祖宗牌位, 轻则丢官, 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 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 四大绳索" 之说, 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 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 也革了宗族的命, 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 多半命要丢的。
1 9 3 0 年, 李立三当家, 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 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 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 丢到茅坑里, 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 都算是暴动了。看来, 基层农民党员, 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 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 最早启于" 五四" 。早期的中共领袖, 大多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五四" 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 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 我们在" 五四" 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 看到的往往是" 家族" 这个字眼, 但中国的家族, 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 是一代" 五四" 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 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 号召取消家庭, 取消名字( 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 , 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 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 五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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