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的人都宁愿到妓院去寻欢作乐
在日本, 男人如果有钱就可以去另找情妇。日本男人不能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 那样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异常杂乱。当然, 情妇可能是那些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女子, 也可能只是一般的妓女。不管是哪种, 想找情妇的日本男人都必须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 以保证那个女人不遭遗弃并且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当那个情妇有了小孩时, 男人才可以例外地把女人接回家来。只是进门后, 这个女人不能做妾, 而只能当佣人。她生的小孩称原配夫人为" 母亲" , 也不承认与这个情妇的母子关系。可见, 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外边的" 人情世故" 是分得一清二楚的。
往往只有上流阶级才有能力供养情妇, 而多数日本男人只能偶尔与艺妓或妓女玩玩, 这种玩乐是完全公开的。日本的妻子还要为出去逍遥的丈夫梳洗打扮, 妓院也可以给妻子送账单, 妻子也理所当然地照单付款。当然, 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 但也只能自己烦恼一下罢了。一般情况下, 找艺妓的花费要比找妓女高得多, 但即使这样, 与艺妓玩乐一晚的费用只包括享受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热情款待的服务费, 并不包括与艺妓们过夜的费用。
如果想与某一艺妓进一步接近, 男的就必须先签订契约, 规定这位艺妓是他的情妇, 而他则是这位艺妓的保护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位男性魅力十足, 敲开了艺妓的芳心从而自愿献身。因为艺妓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既传统又富有挑逗性的, 充满了上层妇人们所不具有的异类情调。这些都是" 人情世故" 的事情, 是对" 忠孝" 礼仪的一种解脱。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去尽情享乐, 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将这两个领域划分清楚。
妓女都住在政府划定的烟花巷。有的人在与艺妓玩乐过后, 如果余兴未尽, 还可以再去妓院。由于妓院费用少, 没钱的人都宁愿到妓院去寻欢作乐。妓院的门口都挂着妓女的照片, 嫖客们通常毫不避讳地在众人面前对每张照片品头论足, 再做挑选。和艺妓比起来, 妓女们身分卑微, 地位低下。她们大都是因家境穷困而被迫卖给妓院, 不像艺妓那样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
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 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惟一的客人, 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妓女是受合同保护的。然而, 有时候也有一些男人在没有签订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擅自变为自己的" 情妇" , 这样的女性往往是最没有法律保障的, 她们的做法使自己不能被纳入" 家庭义务" 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的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 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 自愿情妇" 联系起来。
也论文人的舌头之影响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 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 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 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 无论晋升还是保级, 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 那时候的张仪, 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 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 有了舌头, 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 从推荐变成考试, 但做官的人, 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 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但开会的时候, 总要说话, 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 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 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 但直接拍, 当面拍, 毕竟立竿见影, 喜笑颜开。其三是" 忽悠" , 想法让别人相信你, 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 但凡要说话, 就有风险, 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 比如朱温和朱元璋, 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 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 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 柳木怎么能做车轴, 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 危险就更大, 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 伴君如伴虎, 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 人家龙颜大怒, 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 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 做官要多磕头, 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 为了防止说错, 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 模棱" , 含含糊糊, 藏头缩尾, 到处留下活扣, 见机行事, 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 经验" , 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 大批特批, 说实在的, 其实这些招数, 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 又要让人说, 说错了就要挨整, 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 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 他偏说西, 上司说西瓜好, 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 不知有多少, 但是, 不吸取教训的, 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 给皇帝提意见的, 学名叫诤谏; 一种是自说自话, 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 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 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 在明朝之前, 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 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 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 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有在非常时期, 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 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 外戚、宦官换着专权, 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 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 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 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 闹学潮, 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 打的打, 杀的杀, 抄的抄, 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 宦官再一次专权, 这一次更厉害, 干脆做了" 立皇帝" , 士大夫又嚷了起来, 结社集会, 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 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 一直打到稀烂, 断了气。
然而, 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 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 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 所谓, " 得罪名教" 者。东汉的王充, 非孔刺孟, 由于当时法网不严, 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 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 当爹的制造孩子, 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 而子之于母, 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 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 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 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 读了几本佛经, 就混说乱道, 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 有头无尾, 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 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 行申( 不害) 、韩( 非) 之政, 但却不能说破, 偏这个李贽, 公开说申韩的好话, 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 李贽以古稀之年, 被捉将官里去, 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 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 白日见鬼, 只有吕留良、曾静案, 才是真的" 大逆不道" 。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 鼓吹反清, 虽然未必得罪名教, 但在华夷之辨上, 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 于是, 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 吕氏一族, 满门抄斩。看来, 文人最大的祸患, 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 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 天下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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