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
我们暂且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期间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与意识形态挂钩, 他们改革惟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 他们只是对于阻碍改革的封建阶级进行利诱, 使他们最终能支持自己的统治, 默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早期农民暴动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亏空, 而现在农民的境遇毕竟还是有所改善的。
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 都是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思想的。通过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和削弱将军势力等手段, " 复古维新" 运动使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 那些被称为" 阁下" 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们却从未想过要去迎合公众舆论, 而是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 恩威并施, 使国家的统治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力图在现代世界中仍保持日本那种" 适得其所" 的优点, 而不是打破对等级思想的依赖。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和经济领域, 明治政府都对国家和人民间的义务作了明确的划分, 要求各自能" 各安其分" 。同时, 日本的政府高层也明确指示, 不必完全受公众舆论左右。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的, 普选产生的人物很少受到重用。在这一层次中, 人民是没有丝毫发言权的。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 代表选民的意见, 虽然有权对政府高官提出批评和质询, 但却在人事任免、外交决策、财政预算等方面既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也不能提出议案。参议院的成员一半是世袭的, 另有四分之一是经天皇特别任命的, 参议院还有对众议院的监督权。监督权的规定实际上显示了两院间的等级差别。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掌握在" 阁下" 们手中。但是, 在" 各安其分" 的体制下, 日本政府尤其它的地方行政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自治权的。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划分为市、镇和村。一般由本地方公认的" 德高望重的长者" 推选出一位人选来担当地方领导职务, 由他来代表本地区与代表中央的政府或府县公署交涉办事。担任地方领导的这个人必须是村里的老住户, 同时要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成员。居委会是个相当繁忙的部门, 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 征集由本村负担、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教育经费, 并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 管理村子共有财产的使用和租贷情况; 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活动, 以及登记一切财产的买卖情况; 财产买卖必须在居委会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因此, 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承担的公众责任还是很大的。
那些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 最容易发生的感慨, 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 老是碰上好事, 至于才智上的差距, 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 仅凭一篇作文, 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 一篇作文, 让他接连窜升了四级。这种好事, 对于现在的人们, 连做梦都不要想, 也想不出。然而, 且慢嫉妒, 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 第一场国文, 作文题目是" 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老兄一时兴起, 在考场上考证起" 规" 和" 矩" 的起源来, 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 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 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 恐怕也会判他跑题, 就算开恩不给零分, 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 奇迹出现了, 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 阅卷之后大喜过望, 提笔给了胡适1 0 0 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 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 所以说, 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 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 如果他按规矩做, 不跑题, 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 。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 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 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 就都没了, 那么以后" 现代孔子" 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 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 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 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 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 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 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 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 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 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 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 居然还挑三拣四, 批评学校的楼之类不够中国楼化, 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 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 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 楼变斯楼, 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 成了大牌教授, 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 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 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 授课时每逢开饭, 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钱穆和胡适的好事, 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 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 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 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 贬为差生, 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 而给他满分呢? 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 没有学历的陈寅恪, 毕竟有这种经历) ? 从清末办新学以来, 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 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 都充斥了博士, 甚至是海归的博士, 但是, 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 没有了胡适, 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 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 但是, 他最近说的一句话, 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 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 居然是一个时代! 后现代的荒诞, 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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