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教育经费
我们暂且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期间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与意识形态挂钩, 他们改革惟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 他们只是对于阻碍改革的封建阶级进行利诱, 使他们最终能支持自己的统治, 默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早期农民暴动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亏空, 而现在农民的境遇毕竟还是有所改善的。
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 都是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思想的。通过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和削弱将军势力等手段, " 复古维新" 运动使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 那些被称为" 阁下" 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们却从未想过要去迎合公众舆论, 而是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 恩威并施, 使国家的统治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力图在现代世界中仍保持日本那种" 适得其所" 的优点, 而不是打破对等级思想的依赖。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和经济领域, 明治政府都对国家和人民间的义务作了明确的划分, 要求各自能" 各安其分" 。同时, 日本的政府高层也明确指示, 不必完全受公众舆论左右。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的, 普选产生的人物很少受到重用。在这一层次中, 人民是没有丝毫发言权的。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 代表选民的意见, 虽然有权对政府高官提出批评和质询, 但却在人事任免、外交决策、财政预算等方面既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也不能提出议案。参议院的成员一半是世袭的, 另有四分之一是经天皇特别任命的, 参议院还有对众议院的监督权。监督权的规定实际上显示了两院间的等级差别。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掌握在" 阁下" 们手中。但是, 在" 各安其分" 的体制下, 日本政府尤其它的地方行政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自治权的。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划分为市、镇和村。一般由本地方公认的" 德高望重的长者" 推选出一位人选来担当地方领导职务, 由他来代表本地区与代表中央的政府或府县公署交涉办事。担任地方领导的这个人必须是村里的老住户, 同时要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成员。居委会是个相当繁忙的部门, 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 征集由本村负担、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教育经费, 并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 管理村子共有财产的使用和租贷情况; 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活动, 以及登记一切财产的买卖情况; 财产买卖必须在居委会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因此, 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承担的公众责任还是很大的。
论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 显然有废话的嫌疑, 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 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 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 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 当年工人阶级, 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 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 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 杀头的买卖, 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 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 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 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因为惨, 自然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 所以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中共李立三当家的时候, 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 结果没人响应。这些党员被逼急了, 精明的趁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 就算革过命了; 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 也算是革命, 而且到底了。不过, 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 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苏维埃时期, 中国西北都穷, 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 跟江西比, 西北更穷, 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 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 正经八本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 被逼无奈之后, 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 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 造反都难, 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 我最想说的话题, 就是农民的革命性,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 所以, 在这里, 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 在我看来, 正经八本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 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 就一忍百忍, 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 求做奴隶而不得, 就跟着起哄, 比1 9 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 起哄也可以被说成" 革命的跟进性" , 跟进得越踊跃, 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 革命带来了破坏, 但也带来了狂欢, 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 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 在他看来, 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 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 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 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 闹将起来, 运气好的话, 失去的只有锁链, 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 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 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 更早一些, 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 那些" 踏烂皮鞋的, 挟烂伞子的, 打闲的, 穿丝褂子的, 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 革命先锋(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 , 在农民协会里" 称王" , 因而被人讥为" 痞子运动" 。其实, 将这些人搅进来绝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 他们说, 在运动之初, 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 专找村里正经八本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 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 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 脑筋不灵, 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 而且往往不够勇敢, 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 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 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 有文化的, 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请这些" 革命先锋" 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 大家跟上去, 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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