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怕盼望已久的回乡愿望不能立即实现
三国时, 蜀汉建兴九年, 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输军粮, 再出兵祁山( 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堡) 第四次攻魏。魏明帝曹睿亲自到长安指挥战斗, 命令司马懿统帅费曜、戴陵、郭淮诸将领, 征费曜、戴陵二将屯扎, 自己率大军直奔祁山。面对着兵多将广, 来势凶猛的魏军, 诸葛亮不敢轻敌, 于是命令部队占据山险要塞, 严阵以待。魏蜀两军, 旌旗在望, 鼓角相闻, 战斗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紧要时刻, 蜀军中有8 万人服役期满, 已由新兵接替, 正整装待返故乡。魏军中有3 0 余万, 兵力众多, 连营数里。蜀军会在这8 万老兵离开后更显单薄。众将领都为此感到忧虑。这些整装待归的战士也在忧虑, 生怕盼望已久的回乡愿望不能立即实现, 估计要到这场战争结束方能回去了。
于是不少蜀军将领进言希望留下这8 万兵, 延期一个月, 等打完这一仗再走。诸葛亮断然拒绝道" ：统帅三军必须以绝对守信为本, 我岂能以一时之需, 而失信于军民。" 诸葛亮停了一停, 又道" ：何况远出的兵士早已归心似箭, 家中的父母妻儿终日倚门而望, 盼望着他们早日归家团聚。" 遂下令各部, 催促兵士登程。此令一下使所有准备还乡之人在意外的同时更是欣喜异常, 感激得涕泪交流, 纷纷说相待我们恩重如山, 要求留下参加战斗。那些在队的士兵也受到极大的鼓舞, 士气高昂, 摩拳擦掌, 准备痛歼魏军。诸葛亮取信于士兵, 宁使自己一时为难, 也要对士兵、百姓讲诚信。一次欺诈行为可能会解决暂时的危机, 但是这背后所隐伏的灾患比危机本身更危险, 对此, 诸葛亮是深深了解的。
孟子指出：偏激的言辞, 我知道它的片面性; 淫说乱语, 我知道它的所指; 奸邪的话, 我知道它的恶意所在; 吞吞吐吐之言, 我知道它回避的是什么。这是公孙丑问什么叫知言时, 孟子的回答。这就是说, 片面、失误、歪邪、理屈这四种过失都与人性的偏激、淫荡、奸邪、躲躲闪闪四种本性有关。因为人的言语, 是出自于人的思想, 从他言语的错误便可知他思想的错误。并且内心的真诚至虚伪, 尚不可蒙蔽于人, 更何况昧得无理之心去欺骗上天呢?
由此看来, 诚信在这世间是最重要的。欺诈之心, 时间长了, 人们认清了它的本来面目, 就会鄙视它、蔑视它、疏远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法的价值作为人对自身与法律的关系的一种主观体验必然存在于人与法律的关系之中, 是人与法律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人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也就有助于深入认识法律价值。法律是人类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的产物, 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 它产生于人的精神活动, 属于劳动的精神产品。
既然法是人的价值创造物, 法就应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法的内容、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就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言, 法始终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 它的内容是具体的, 它的目的也是具体的。如果说, 一个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阶层, 那么, 法也就必然需要在相互否定的利益之间、互相对立的利益群体之间、直接对抗的阶级之间进行平衡与选择, 以使这种对抗继续维持在秩序的范围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法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取决于个人的物质生活, 即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 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在一定社会中, 法律的属性、目的与作用总是一致的, 它们决定了法律价值的有无及大小, 从而确定了法律价值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衡量法律价值的一个根本标准的客观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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